
1958年8月的戈壁,第一枚国产导弹呼啸升空,测控帐篷里,47岁的钱学森注视着那条火舌,神情沉静。周围人击掌庆贺,他却在小本上写下一句旁人看不懂的话——“动力革命178炒股配资论坛网,不止于火箭”。此后数十年,他的思绪时常越过发射井,落到看似毫不相关的汽车轮胎上。
往前推十多年,1944年洛杉矶连日雾霾,街头满是排气管喷出的黑雾。29岁的钱学森挤在公交车里,透过车窗看不清山影,耳边乘客抱怨:“这鬼天气,连日头都躲起来了。”那一刻,他第一次把“能源”与“呼吸”联系起来。多年以后,他回忆那座“烟熏火燎的城市”,说它像一面镜子,让自己提前看见了石油文明的终点。
归国的道路并不平坦。1950年,他被拘在洛杉矶港口的移民局收容所长达五年。闲下来,钱学森在笔记本里画各种交通工具:磁悬浮列车、氢气飞艇、还有一款前后车灯如蜻蜓眼般凸出的电动车。朋友取笑他“学飞弹的,操心汽车干啥”,他抬头反问:“如果天上飞的能靠火箭,地上跑的为何非得喝油?”

1955年9月,历经曲折,他终于踏上返程的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。在晃动的船舱里,他把那本画满电动汽车草图的笔记夹进行李,一页页重新编号。海浪声里,他写下“低碳动力”四个字,那时离这个词成为流行说法尚有半个世纪。
进入60年代,中国机动车数量不足国外一个中等城市。对此,他的分析却悲观:“人口基数摆在这儿,一旦生活水平提升,汽车会像蝗虫一样窜出来。”1964年,钱学森给时任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递交备忘录,提醒注意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日后可能超过50%。文件页边,他写了两条技术路线:一是提高发动机热效率;二是直接发展电驱动。
80年代初,改革开放带来外资整车厂,合资轿车在上海试生产。1985年一次汽车展示会上,钱学森围着一辆德产轿车看了半天,最后指着发动机舱感慨:“这东西看似精巧,其本质还是一间小锅炉房。”随行人员以为他在开玩笑,他却很认真地算了笔账:如果十年后中国道路上有1000万辆私家车,单汽油进口将冲击外汇储备,配套的炼油和交通成本更难承担。
1992年1月8日,一封不到3000字的“关于我国汽车工业战略抉择的建议”送达中南海。钱学森用钢笔写道:我国工业化起步晚,眼下引进燃油车技术虽解燃眉之急,却易陷入“买壳子、装心脏”的循环。他提出跨越汽油柴油时代,直接抢占电动化、储能、电控三个技术高地,并旁征博引,附上了美国通用、丰田当时的实验数据,还特别提到“铁—锂系二次电池具安全、寿命、成本优势,可重点攻关”。
“这倒真是条捷径,但敢不敢走?”接到文件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反复斟酌。彼时全国年产汽车不足100万辆,哪家企业不想赶紧把桑塔纳、捷达造得漂漂亮亮?“先学会跑,再想着跳行不行?”一些业内权威如此反对。但是朱镕基副总理在批示上画了三道红线:“集中攻关,另辟蹊径”。钱学森的老朋友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也在电话里感叹:“老钱又领先一步。”
春末的科协小礼堂,81岁的钱学森拄着拐杖站在讲台上,面前坐着百余名专家学者。他没有多讲航天,而是抛出一句足以点燃全场的话:“别让未来的城市被尾气熏成蒸笼。”随后,他用无锡口音略重的普通话讲起电动车的三大技术关口——电池能量密度、控制系统、充电网络。他强调,只要国家下决心,十五年内必见成效。会后,有人低声议论:“这位老先生是在空想吧?”
事实给出了答案。2001年“863计划”中增设电动汽车重大专项,直接引用了钱学森当年的技术框架。到2009年,深圳首批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;2012年,国家发布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》,将电动化写入顶层设计。十年间,宁德、比亚迪等企业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上突飞猛进,量产成本降至原先三分之一。
转眼2011年,钱学森逝世两周年。那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加起来不过8000辆,远非主流。但在保定的衬衫工厂改建车间里,200多名工程师正把试制的电动SUV推上测试跑道。有人私下感慨:“当初如果还蹚燃油这条老路,早就在外资专利费里淹死了。”
2020年,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。回头再看1992年的那封信,许多数据已过时,精神却愈发清晰:在技术变革拐点处,后发者越是犹豫,成本越高;越是敢跳,机会越大。更值得留意的是,钱学森当年的论证中并未排斥内燃机,而是写道“宜分段布局,军民并进”,这让今天多路径并存的产业生态多了几分从容。
病榻上的岁月并不平静。2006年,95岁的他赴院复查,同行护士好奇地问:“钱老,您整天研究导弹,为什么老挂念汽车?”他微微一笑:“导弹帮我们活下来,汽车得帮我们活得好。”这句回答,如今被刻在北京某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的大厅墙面。
他离世后,家属整理遗物,在床头柜翻出那个电驱模型。底盘已被翻动过无数次,轮胎边缘磨得发亮。模型侧面贴着一行小字:电动时代一定会来,早一步就是主动权。现场的年轻工程师看着这句话,默默合上玻璃罩,没有人多说一句,却都知道那是一种跨越燃油的执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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